作为普通海门人，99%的答案是：不算。理由也很简单，苏北并不是长江以北，苏南苏中苏北的划分一般如下：
苏北:徐州,连云港,盐城,宿迁,淮安
苏中:扬州,泰州,南通,
苏南;南京,无锡.苏州.镇江,常州
但是，其实这个问题很复杂，有历史的文化的原因，我收集了一些资料，也没有办法整理，大家稍微看看吧！
海门人和启东人是历史上江南吴语区的移民后代，属于地理上苏北人文上苏南，海门人和启东人应该算苏南人。
上海人只知道说苏北人，其实上海人所指苏北人就是盐城人，但意思去涵盖了所有江苏省北部的人。上海人眼里对苏北话的了解就是盐城话。苏北是广袤的大平原，河网交错。在以前盐城那里发大水淹没了他们的家园，他们只好来到上海求生存，因为都是难民没什么文化，只能从事一些低端被人瞧不起的事情，所以老上海人就歧视苏北人的意见。
老上海人眼中的苏北人是指带江淮官话口音的人，不论这个人来自江南江北。比如南京镇江句容金坛和安徽江淮官话区的人被上海人认定是苏北，而海门启东通东靖江吴语区的人被认定是江南。
南通到底是苏中，还是苏北？
我们可以通过地理，文化等方面，来确认一下南通的身份。
南通的地理：按照地级市地理经纬度来看，南通纬度为北纬32.01度，与南京，镇江，苏锡常对比；南京为32.04度，镇江为32.2度，苏州为31.32度，无锡为31.59度，常州为31.79度（来源：江苏省经纬度查询表），由此可见，南通地理之纬度比宁、镇市区更略偏南。
南通的文化：南通地处吴文化和淮文化交汇处，南通的北部属江淮官话，又称泰如片（淮扬民系）。而老南通县正好居中，属江淮官话和吴语交汇处，形成现在的南通话。老海门县和启东县，方言属吴语系（太湖片毗陵），又称吴越民系，现在俗称启海话。（注：江苏省官修史志南通部分将其列为毗陵）
苏中的由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就有主要由新四军、解放军划分的苏中、苏北、苏南等敌后解放区。因为战争时期，对“苏中”范围并不十分稳定，例如1946年的苏中甚至包括了常熟、无锡乃至苏州等地区，是现在苏锡常地区。比如东台市不愿意承认是苏北人；而通州区、海门区、启东市也不愿意承认苏中人。尤其是启东，海门更像“上海人”。
抗日战争时期的苏中报，及苏中战役取得七战七捷的胜利。
南通属于苏北，还是苏中，无论从任何方面阐述论证，南通属于苏中，而且是介于苏南之间。
江苏省政府将全省分为苏南、苏中、苏北三大经济区域，长江以南的南京与镇江、常州、无锡、苏州一并被划归苏南；苏中包括扬州、南通、泰州三市，是经济较发达的北岸沿江地带；除此以外的剩余部分才是苏北。
这三大区域中，“苏中”纯属政府自行创设的概念，在民间缺乏基础，具体范围还时常变化。在 2000 年之前的江苏省年鉴中，苏南就仅限于苏锡常三市，是全国农村经济的改革样板，“苏南模式”的发源地。
按照当时的划分，“苏中”一词除了扬通泰外，南京和镇江也被包括在内。
在“真正的苏南人”眼中，并没有什么“苏中”，无非是不那么穷的苏北罢了。 图表来源：2000 年江苏省统计年鉴
官方观点不够稳定，民间对苏南苏北的划分就更混乱了。
上世纪 80 年代，美国学者韩起澜在上海研究城市族群，就此问题采访过大量市民，他们的回答五花八门：
苏北的南界，有人坚持长江线，有人却认为应该包含长江南岸的南京、镇江，排除北岸的启东、海门；至于北界，有人认为不应包含徐州，另一些人非但不同意，还要把附近安徽、河南、山东的大量地区都归入其中。
苏北地域不但能跨省，还能跨国跨种族。一位 1949 年赴美定居的上海老妇在采访中表示，每当她在纽约地铁遇到素质低下、行为欠妥的波多黎各人或美国黑人时，就会说他们是苏北人，“这样不会被认为是种族歧视。”
知识分子的划分也好不到哪去，他们时常根据自己的感情，把一个地区挪出或归入苏北。
海门出身的晚清状元张謇，对老乡被称为“江北人”颇有微词。据《张謇传记》一书记载，张謇认为盐城、阜宁、淮安等地才算是“江北”，言下之意，海门、启东，乃至整个南通、泰州地区，都不能算“江北”。
20 世纪 30 年代初，江苏省教育厅官员易君左作客扬州，在其散文集《闲话扬州》中公然宣称；“江北人的个性是剽悍，而扬州人非常文静···他们早就‘江南化’了。从隋朝开始，他们就代表纯粹的江南风格了。说扬州是江北的一部分是绝顶荒唐！”
看似“抬高”扬州人的《闲话扬州》，却曾因为涉嫌轻侮扬州妇女而被扬州人告上法庭，后和解不再刊印
与这些人相比，当代上海学者就不客气多了，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郭绪印编著的《老上海的同乡团体》一书中，采取了“广义的苏北定义”，其从事上海史的后辈多延续这一做法。按照“广义的苏北定义”，不要说南通、泰州、扬州，就连今天隶属上海市的崇明岛，也算苏北的一部分。
不过，这个“广义的苏北定义”倒是饶过了南京，没有把它算作苏北。
说江北话就是苏北人
苏北的定义难以统一，并不妨碍以上海为首的“江南人”搞地域歧视。
在生活方式的各种细枝末节处，江南人通常都自居上等，并把其对立面视为“江北人”的特征：江北人爱吃辣，江北人不吃甜，江北人不会握筷，江北人不懂穿衣打扮，江北人皮实不娇贵……以至于北方媳妇嫁到上海帮忙做家务，听到婆婆“哦哟，老勤快……”的夸奖，会越听越不是味道。
部分上海人对这些所谓苏北特征的敏感度，常出人意料。韩起澜 Subei people in Shanghai 书中一则采访案例很具代表性：80 年代，上海某女在未婚夫家吃到一盘八个皮蛋的菜肴后，取消了婚约。在她看来，皮蛋是一种精细品，只能小量上菜，八个超出了她所能承受的心理底线，如此不讲究，一定是苏北人，这婚结不得。
但是，很难说江南人是基于生活方式上的“高下”来区分苏南和苏北，这种歧视更多是他们自我认同的结果。
真正建构江南人认同的，是吴方言。
语言造成认同，在全世界都是通例，吴语区就是在这个认同的基础上，自认高“江北人”一等。南京之所以位居江南却被硬点为“江北”，也正是因为它不属于吴语区。
据韩起澜记载，上海某历史学家与他闲聊时曾说：“苏北方言真难听···‘哪里’，我们说‘啥地方’，那听起来很好听，不是吗？但苏北说‘哪块’（la kui），你不得不承认这真难听，对吧。”
但是，被吴语地区人民区分为“江北人”的地区，说的也并不是统一的“江北话”。
吴语区所称的“江北话”，一般指近代“江北籍上海人”曾普遍使用的江淮官话洪巢片淮东话和通泰片部分方言。
1934 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当时的上海人力车夫大部分来源于上述方言区，即上海人口中的“江北话”地区。图片来源：上海社会局，《上海市人力车夫生活状况调查报告》，《半月刊》，1934
作为汉语方言官话系统的一支，江淮官话分布于苏、皖两省中部，以及赣北和鄂东的广大地区，是有着 7000 万使用人口的大方言，不但内部口音各异，有些甚至还互相不能通话。
而“屌开头屄结尾”的南京话，属于江淮官话洪巢片淮西话系统，与江苏境内的其他江淮系方言都不同，近亲只能在安徽的合肥、芜湖一带找到，归为安徽话才算恰如其分，连“江北话”的近亲都不算。
至于比江淮官话区更北的徐州地区，就更不说通常意义上的“江北话”，而是操与河南洛阳类似的中原官话洛徐片方言，与吴、淮一起形成省内三足鼎立的格局。
而苏北的南界之所以难以划定，也是因为吴语区与江淮官话之间的分界，并不能与长江线完美贴合，而是各自突破天堑，呈现犬牙相入的态势。
长江两岸江淮官话与吴语分界线，图片来源：《从丹阳方言看江淮官话与吴语的分界》
如长江以北南通地区的海门和启东，历史上曾是长江出海口的沙洲，后逐渐淤积扩大，与大陆相连。这两地居民多为江南各地垦荒农民的后代，保留了各自的吴语方言。
而说江淮官话的南通、泰州其他地方，其方言也普遍混杂了吴语成分。
正因为这样的原因，张骞那种把南通、泰州，至少把启东、海门挪出江北的观点，至今仍有许多认同者。
不过，吴语区虽然以方言区分江南江北，但他们将“江北人”视为歧视对象，显然不是因为语言上的差异。吴语的“啥地方”是否比江淮官话的“哪块”好听，在外省人看来就很莫名其妙。
对很多人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吴语比“江北话”更“有文化”。这也符合人们本来的刻板印象，像“吴侬软语”本来只是苏州话的代称，如今却成为全国人民对吴语区的总体印象，其知书达理的形象实在深入人心。
在今天，吴语区的文化优势确实强劲，以两院院士数量为例，常州——上海——杭州——宁波的带状地带，占据了两院院士分布图的半壁江山。
然而，这是因为吴语区在近代率先引入了西式的教育体系，若是向前追溯，吴语区的文化强势就没有这么突出了。
即使在江北城市已经下滑的清代，苏南地区在科举中表现抢眼，进士辈出，也主要是依托他们的人口优势。按雍正、嘉庆两朝江苏各府人口数量修正后计算出来的各府进士产率，苏州、松江、常州、太仓跟镇江、江宁、扬州、通州都处在相似的水平线上，很难据此分辨谁是江南谁是江北，唯独淮安和徐州显得特别弱势。
而且，即使是吴语区出身的文人，在其仕途中也不可能坚持吴音不改。读书人在正式一点的场合都要说官话，而江淮官话与明清官话关系密切，不太可能受到他们歧视。
此外，直到清代，江北文化重镇扬州出产的学者质量也异常显著。有人研究过朴学大师的地区分布，扬州有 44 名，居江苏省之首，全省朴学大师有 28.8%在扬州，全国朴学大师也差不多是 9 个中间就有一个扬州人。
江苏省朴学大师地区分布表，图片来源：《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
不过到了民国，扬州颓势难掩。朱自清甚至作有一篇《我是扬州人》，在文中哀叹：“扬州……衰落了，经济上是一落千丈的衰落了……我也是一个江北佬，一大堆扬州口音就是招牌。”在他看来，江北之所以为江北，不受待见，主要是由于经济上的衰落。
但是，中国有那么多贫困地区，苏北相比之下远不算差，为啥偏偏是苏北人受歧视？
歧视究竟从何而来
苏北经济的衰落从清代就已开始，此前之所以繁荣，靠的是运河经济的发达。大运河曾经是联通江南与中原的命脉，南宋初年，宋高宗逼迫东京留守杜充放弃开封，用的就是断绝漕粮的手段。
但大运河维护成本高昂，一旦朝廷治理不足，其北段就会变得不便通行。
加上 1684 年清政府放开海禁后，民间海运迅速发展，漕运船只逐渐改变航道，由海路北上。上海因此成为新的运输网络龙头，江南经济重心南移，与江北往来减少了。
1730 年，出于税收考虑，江苏省更是把苏松道的道台衙门从苏州迁往上海，这种变化趋势可见一斑。
鸦片战争后的上海开埠通商彻底激化了长江两岸经济的不均衡。在上海带动下，江南地区加速步入近代化进程，无论经济还是文化都树立起巨大的优势。
几乎与此同时，江北地区却连遭厄运。1855 年，黄河改道，大运河山东段废弃，江北漕运变得聊胜于无，扬州、淮安等城市的衰落也无从挽回。
紧随运河废弃而来的是水利事业的败坏，苏北逐渐频繁爆发空前严重的水灾，大量农民南下逃荒，涌入上海等新兴近代化城市，成为继江南人之后的第二大移民集团。
不同年代上海市区居民的来源组成，可以看到江苏到上海的有44.3%（按出生地），按籍贯更多，其中苏北的有13.7%
在当时的上海，同乡关系对提升个人经济地位极为重要，很多员工招聘，经商结帮，人脉组织都围绕同乡同籍展开。江南人有近水楼台之便，率先取得较为优越的地位。但随后赶到的苏北人数量十分庞大，无疑对江南人的既有经济地位构成某种威胁。
但苏北移民毕竟多系逃荒灾民，一无文化二无技术，更无宁波帮这样的多金老乡助力，以至大多只能从事码头苦力、拉洋车、粪便垃圾清运等苦活累活，经济地位长期得不到改善。这反过来又强化了自身贫穷、愚昧、粗俗的刻板印象。
这种情况下，对苏北人群体施加污名化打压，实在是顺理成章。江南人和苏北人在种族上并无差异，彼此迥异的方言风俗，成为区分二者的主要标志，也成为重点攻击方向。
在近代上海的滑稽戏中，嘲讽苏北人风俗习惯、夸张模仿江北话的段子常演不衰。
长期的打压排斥，使苏北移民在上海和其它江南城市中形同贱民。抗战期间，苏北人即被广泛怀疑为汉奸胚子。在工厂里，江南人占据报酬优厚、讲技术、有发展的岗位，苦活累活则交给苏北人。一旦爆发工人运动，哪怕组织者实际多为江南人，工厂主还是倾向于首先解雇苏北人。
1932 年 3 月的一份《申报》临时专刊，标题直接是：江北汉奸可杀。江南内部互称诸如宁波人、无锡人的具体籍贯，唯独对同样拥有具体籍贯的苏北人统称“江北”，无疑具有对异质文化的排斥意味。
由此，江南籍上海人几乎独占了对“上海文化”的诠释权，赋予自身一派文明开化的洋气形象。至于苏北籍上海人，则多少沦为异类与对立面，备受歧视，以至于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针对苏北籍上海人的婚姻歧视依然广泛存在。
《中国语言地图集》（1987）把江苏分为三个方言区，即江淮方言区、吴方言区、北方方言区。江淮方言区又分扬淮片、南京片、海泗片、通泰片；吴方言语区又分苏州片，常州片；北方方言又分徐州片、赣榆片。然而这种分类在民间依然有不小的争议，尤其是图中紫色的通泰片区，兼有吴语和淮语的特点，却又很难和两边交流。
另一方面，苏北，乃至整个江苏，本就不是一个有内聚力的群体。和其他省相比，江苏设省时间相当晚，明代时划分南京及周边地区为“南直隶”，清代才分为江苏、安徽两省。因为跨江临海，行政边界犬牙互入，江苏的文化与语言现象都相当复杂。
1949—1951年时期的江苏省区划，当时南京为直辖市，而徐海地区属于山东。
就如韩起澜调查中发现的，很多苏北人在到达上海之前，根本都没有听过苏北这个术语。他们只有在提及自己的市、县才有归属感。
上海人视苏北为同一个团体，但苏北人内部对自己的细微差别却在意得很。澡堂老板只雇扬州人，即使这些老乡在扬州本地也并无类似从业经验，建湖或者阜宁人绝无进入理发店和澡堂的可能，而是拉黄包车的更多；苏北靠南一些的地区比如南通和泰兴，和北部的江淮人士之间几乎没有交往。语言差异也带来很大的分野，盐城人爱听淮剧，扬州人则忠诚于扬剧；码头工人之间呼喊的南通号子、淮安号子彼此完全不同。
更直接的证据是，所有以“苏北”为名的同乡会都非常短命。为了回应黄包车夫大罢工而成立的江北各县旅沪同乡会在罢工结束后就解散了。上海的苏北移民们倾向于建立的自己的同乡会，先是声势略大的扬州行会，然后是东台、兴化、淮阴、海门等。最后，苏北几乎每一个县都在上海有自己的同乡会。
正是因为“苏北”这一术语是由上海及江南集团创造出来的，由上海或是苏南的敌对情绪催生，所以“苏北人”这一共同体只在面临冲突时存在。平日里，大家都尽力撇清自身与这一名词的关系：
对苏北人偏见最大的，并不是省内苏南人士，反而是上海人。
美国社会学者韩起澜80年代在研究上海族群关系时，就敏锐地发现上海人对祖籍地源自江苏北部的人士有不小的偏见。而上海人听到她在研究“苏北人”这个话题时，往往就会投来惊讶的目光。一是好奇为什么选中了这个崎岖的课题，二则，在沪语中，“苏北”一词都算客气，“刚波宁”（江北人）才是不折不扣的贬义。
韩起澜在经过大量调研之后，得出一条结论：
苏北是文化概念而非地域概念，苏北人在上海人面前才成为了苏北人。
是的。苏北这个概念首先是因为上海的存在而成立的。从民国到现代，一个出生在江苏北部的人，如果他选择去北京、深圳、武汉一类的大城市里工作，他只会是一位普普通通的江苏人，并不会被本地人特别强调是苏北人。
上海人如此针对苏北的原因也不难理解。在民国到建国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众多苏北移民涌入上海，就如同因为马铃薯减产逃荒去美国的的爱尔兰人一般，承担起了相当多的本地人不愿意做的低端岗位，包括黄包车夫、搓澡工、剃头工人等等，女性则做起帮佣、纺织工。
黄包车出现之前，多是苏北的独轮推车拉物载人，又被称为“江北马车”。
19世纪，黄包车由日本引进上海租界，大量因为语言与文化问题难以融入上海的苏北人承担起拉车的角色。根据韩起澜的调查，30年代上海黄包车夫的人数从一两万飙升至80万，而这其中，90%是苏北人，大多来自盐城和阜宁。
但是“苏北人”又并不是简单的地域概念。同样因移民而起，但“苏北人”并不像现在生活在美国的“爱尔兰人”“意大利人”移民那样可以轻松凭借祖籍划分。
按字面意思，苏北是“江苏北部”，但究竟是按长江以北还是淮河以北来算，众说纷纭，就连大半个城市都在长江以南的省会南京，往往也被划入苏北人阵营。甚至，山东和安徽的一些地区，也会被纳入“苏北”范畴……
南京市除了浦口区和六合区以外，大部分都在长江以南。
按理说，近代上海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五方杂处。为什么会生出苏北人粗鄙，江南人就高雅可亲的刻板印象来呢？
一切都要从1843年上海开埠说起。开埠前，在清代长期海禁的保守统治背景下，上海只是松江府下一个属县，因为盛产豆、麦、棉花而略有名声。同一时期的苏州、杭州都比上海县城发达得多。
开埠后的上海成长得异常迅速。10年后，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30年后，成为全国的航运中心。1922年，上海已位列世界六大港口之一。
回看上海的成长史，外贸出口功不可没，而出口的货品，最主要的就是来自江南地区的蚕丝和茶叶。物流的背后，裹挟着滚滚的人流。在松江府属县的年代，上海人口不过20余万；1900年，上海城市人口突破100万，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大都市。按照民间调查，在沪的华商约有13个大帮，传统的“江南十府”商人就占一半：
宁波帮，人数逾10万，势力雄厚，多业洋货；绍兴帮，人数约 3 万，多营钱业与酒店；杭州帮，营丝绸之业；锡金帮，营丝业；镇江帮，营钱业银行绸业……
可以说，是江南地区的物产及人力资源滋养了上海。
曾有学者把上海不同原籍的行业之间的差异总结为手工业发达程度的不同。这种解释乍一听很有道理，江南本就以手工艺品发达成名。然而，苏北虽然整体不够发达，但泰兴、高邮等地，手工艺也比较发达，这些工人们却很难进入纺织车间。即使同在缫丝厂，江南工人往往也能被分配到收入更高、活计更轻松的工种。
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在当时的中国，同乡关系一直在劳工市场时有决定性的影响。先进入上海精英圈层的江南集团，即使是无意为之，也更倾向于招聘和雇佣同乡。再加上苏北移民中多是逃荒灾民，也更难谋得需要教育背景和高水平技能的职位。久而久之，就在上海形成了江南籍和苏北籍之间的阶层差异。
江南集团在上海先站稳了脚跟，也就自动掌握了对上海文化的话语权，更加把江南一派诠释为高雅开明的象征。
现今“阿拉长阿拉短”的上海话也大抵是苏州、宁波等地的方言混合，上海话“嗲”是苏州话“嗲妹妹”的变迁，和其他吴语区之间的沟通，可以达到70-80%。而苏北人群因为方言、文化、风俗等等不同，愈发沦为异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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