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城杂粮红薯。首推红薯（我们通常叫红苕儿）。土城的红薯种植面积广，产量高、品质好。此外，土城的红薯易栽种，易收藏（冬天的气温在5度以上），多用途也是其特点。
在过去，特别是缺吃少穿的年代，许多人家都将红薯当主食，并且一吃就是半年（从当年9月到次年3月）。由于红薯容易引起反胃，所以大家都不太愿意吃，往往米饭被舀完了甑子里剩下的全部是红薯。
土城的红薯多，人们就试着加工为薯粉、薯粉丝、薯干，而最出名的则是传统食品“苕丝糖”和“苕汤元”。
按比例将煮熟的红薯与糯米面揉和成面团、蒸熟、切丝、晾干、焙炒待用。按比例将清糖、白糖、红糖煎熬至适用火候（不饱和水分）时，将焙炒好待用的原料与熬好的糖汁均匀拌和一块，并趁热压制成方形块状，切成各人设置尺寸，（一般为10X5X2.5厘米），然后用白纸进行包装。由于该食品原料受季节影响，冬季才有生产。现在解决了原料储存问题，常年都可生产，并且成了“红色旅游”的特色旅游食品。
土城的红薯藤还是一种特殊“商品”，过去乡下农民大多通过栽种红薯藤来换取高山地区（习水大部分镇乡海拔高）的大米和大豆（我记得每百斤薯藤可换20到30斤大豆）。正因如此，在那“农业学大寨”的年代，为了习水县的农业生产（水稻、红薯育种等），才将土城镇从赤水县划归习水县管辖直到如今。
在土城，过去常常用红薯当牲猪出栏催肥用，即当猪长出“架子”时，就要对猪催肥，这时往往要给猪“加料”，而土城人给猪“加料”往往用的就是煮熟了的红薯。在猪快出栏的前一个多月，就得开始给猪加料，此时猪饲料中红薯约占饲料的一半，再后来干脆全部用红薯喂养，此时的猪儿会一天比一天吃的少，直到被育肥出栏。
此外，让我记忆较深的就是小麦了。在那缺吃少穿的年代，面粉是作为“细粮”供应的，而且是限量供应，大概是每人每月才供应二斤。有了计划还不算，还得粮店有面粉，排队买上面粉，还得排队等着加工。在那时，吃顿面不易、吃顿“抄手”就更不易。后来我当了知青，春上生产队要分点小麦，自留地也收获点小麦，吃面难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在农村，我第一次吃到大米和小麦混和煮成的饭，大米的柔软和小麦的劲道交织一块，吃到嘴里叽哩嘎啦，蛮有味道。我还在房东家尝到了用小麦酿造的“麦米”酒，一次还被这“米酒”醉倒了。原因是我妹和他的几个同学，勤工俭学到我下乡的生产队捡“青杠籽”，那天正逢房东何四婆生日，按例桌上每人都有一土碗“麦米酒”，几个小孩抬起碗每人喝了一口，因味道不好就都不吃了。当时，我觉得倒了不好，就把那些酒全部收来吃了，结果不言而谕——醉倒了。
说实在的，家乡的五谷杂粮品种也不是很多，特别是沿赤水河（沟）地带，可以数得出的不过就是那么几种——稻谷、小麦、高梁、绿豆、红薯，至于小米、荞子、“洋芋”，主要是遇上“灾年”才种一点，并以此帮助渡过难关。此外，过去种点玉米都是为吃点嫩包谷。可现在土城漫山遍野都种植着玉米，这让我大惑不解。如此状况，我不得而知，难怪：“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真所谓“世界真奇妙”。 过去食五谷杂粮，是为了充饥，为了生存，五谷杂粮与世界精灵——人，同生共荣。现在生活好了，餐桌上尽是大米、白面，五谷杂粮难得一见，偶尔食之，就会想到过去，想起记忆中的永不消逝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