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沙地人的分布
在北起江苏射阳北部、南至上海奉贤南端，绵延一千多里的沿海地区和长江口两岸的14个县市（尚有南通市崇川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未 按县市数列入）中，都有讲“沙地话”的聚居人群，他们习惯上被称为“沙地人”。
启东、张家港的沙地人也自称“沙上人”（音“索朗宁”），在崇明用“沙上 人”称呼有贬义，故一般不用于自称，有时贬称外沙人为“沙上人”，往往自称“本沙人”、“大沙人”、“南沙人”或者“内沙人”，而称北岸的启东、海门、通 州、如东等地的沙地人为“北沙人”、“外沙人”（真正的崇明外沙实际上是指今启东南部曾属于崇明县的群沙，现已经与北岸并接，1928年启东成立时被划入 启东县管辖）。而启海沙地人往往自称“南沙人”，称通东方言区的人为“北沙人”或“江北人”。受行政区域影响，沙地人也分别被称为或自称启海人、启东人、 海门人、崇明人、常阴沙人等。不过“沙地人”这个称谓是在沙地人族群中是比较通用的（浙江萧山人也自称沙地人，那是指钱塘江沙地人，与长江口沙地人并非一 个族群）。
长江口沙地人分布情况大致如下：
（一）江苏省
1、南通市（地级）
（1）启东市（县级）
启东市境内，沙地人分布于除吕四镇、天汾镇、秦潭镇以外的大部分地区，约100万人说沙地话，只有一小部分人说吕四话（通东话），虽然大部分沙地人不懂通东话，但沙地话却在通东方言区通行。
（2）海门市（县级）
在 海门市，沙地人主要分布于海界河以南地区。在海界河之北，也有一片沙地人分布区。包括海门镇、三星镇、天补镇、三和镇、德胜镇、三厂镇、常乐镇、麒麟镇、 悦来镇、三阳镇、临江镇、海永乡、万年镇南部地区和国强、四甲、树勋、余东、包场、刘浩等乡(镇)的小部分地区，沙地人人口约60–70万。
海 门境内北部地区通行四甲话（通东话），分布于老运盐河之北及河之南老通吕公路两侧地区，包括货隆、王浩、正余、东灶等乡(镇)和国强、四甲、树勋、余东、 包场、刘浩等乡(镇)大部分地区，以及万年镇北部地区。历史上，这些地区多系古海门县(958-1672)属地。早在公元7世纪初，这一带人的先民即已来 到这里从事盐业生产。五代时，其地属浙西晋陵郡。古代晋陵属地，即今江南常州及其附近地区。四甲话（通东话）当来源于古常州一带吴语。
（3）通州区（原通州市、南通县，县级）
通州区沙地人主要分布于南部靠海门的沿江通海地区（张芝山镇）和东北部的三余湾启海方言飞地，人口约25-30万。
1901 年，清末状元、海门籍实业家张謇(1853－1926)建通海垦牧公司，大批海门人和崇明人（上海人称其为北沙人）来到今通州市东北三余地区和如东县东南 参加沿海滩涂的围垦并在那里定居。他们将海门方言带到那里，最后形成了今天的三余湾海启方言飞地。范围包括通州市东北部三余镇、海宴镇、东余乡、北兴桥 镇、恒兴乡。三余湾启海方言飞地还包括如东县掘东地区（大豫、兵房等地）。
（4）南通市区（开发区、崇川区，县级）
包括南通技术经济开发区，崇川区狼山镇、姚港乡、任港乡、小海镇、竹行镇沿江一带。
（5）如东县
如东东部大豫、兵房等地约20万（属于三余湾启海沙地方言飞地）。
（6）海安县
在今海安县东北部角斜镇(原角斜镇、沿口镇)和旧场镇一带(旧属东台县)，亦有一批海门人于20世纪初移民于此，在那里形成了角斜――旧场海门方言岛，人口约10万。
2、盐城市（地级）
（7）大丰市
大丰东部有沙地人约20万，不过目前除南阳、通商、裕华外，已普遍说本场话，公共交际已很少说海门话，老年人之间和农村还有海门话的存在，但已日见衰微了。不管在城镇还是在农村，在沙地人聚居区都有本场话、沙地话双语并用现象，其间有各种过渡词语和说法。
（8）射阳县
射阳东部 约20万
（9）东台县
东台东部 约10-15万
3、苏州市
（10）张家港市
张家港北部约25-30万（沙上人居住地占该市50%，可能不止此数），主要分布于东北部锦丰、三兴（2003年3月并入锦丰镇）、乐余、兆丰（2003年8月并入乐余镇）、南丰等镇和常阴沙管理区。
（二）上海市
（11）崇明县
除去农场上海知青外，崇明全岛沙地人约70万。
（12）宝山区
宝山东部 约10万
（13）南汇县
南汇东南部沿海地区（老港镇一带）沙地人约10万。
（14）奉贤
奉贤南部 约5万
综 合上述各聚居地的沙上人，总数估计有400多万人，然而语言、风俗、生产劳动乃至生活习惯等都大致相同，这在“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吴方言中非常特 别。还有许多有趣的现象也值得我们探究，比如各地沙上人，在历史上，治沙植棉、纺纱织布都非常杰出优秀；而在今天，至少在教育领域、建筑领域中，各地沙上 人的整体素质、水平在江苏乃至全国，都比较突出，他们不同于生存环境、人文环境相同的城市，散布在几万平方公里的不同地区为什么有如此相同的表现？那么在 沙上人的骨子里肯定存在着相同的元素，挖掘这些相同的元素对振奋精神开发沿海经济、推动长江三角洲飞跃发展应有积极的作用。
本文先就沙地人的来源问题作一点肤浅论述。
一. 沙地人源自句容说当可否定
今天的沙地人如何演变发展而来？目前较为流行的说法，沙地人来自江苏句容。新编《崇明地方志》（见上海地方志网）中有这样一段论述：
“据 明正德《崇明县志》载，696年（唐万岁通天元年）最早前来东、西两沙定居者为黄、顾、董、施、陆、宋六姓，大多来自江苏句容一带，也有来自江北的。 1025年（宋天圣三年）东沙东北新涨的沙洲因姚、刘两姓前来居住，故名姚刘沙。1101年（宋建中靖国元年），涨三沙，句容人朱、陈、张三姓来此定居。 北宋末年，汴京（今河南开封）鲁惠公后裔第六十二世施天瑞任宋大夫总辖，为避靖康之难迁居崇明。其弟天寿先迁句容，后于明洪武、永乐年间亦迁崇。
明 正德年间编纂的《崇明县志》是沙地人地方志中较早的一种，沙地人源自“句容说”的文献依据大概就是此志。于是乎，崇明文史学者多持此观点，而启东海门的沙 地人原本就是崇明沙地人，不仅赞同接受，有的还发扬光大一番，如有位海门文史作者这样写道：“沙地文化这是一个很专业又很具区域特色的群体文化现象。它特 指句容、崇明、启东、海门一带的沙地，他们有着相类似的传统习俗。”他还借用文学家、诗人卞之琳的话，说太平天国时期，不少人避战乱从江南各地（包括句 容）前来海门定居。以此证明源远流长的沙地文化来自句容。
笔者不能苟同这种观点。古代所有文献都是封建地主文人写的，尤其是家谱，历来就是士族地主作为辨别门第高低，标榜身份的依据，如果依此认定他们是崇明岛的奠基者，等于否定了开发崇明的真正主人—没有家谱一字不识的大量农民的历史作用。
首 先从时间和地域上看，崇明西沙、东沙大约在唐武德年间（618–626年）露出水面，那时西沙的位置大约在镇江扬州东部附近，距离句容很近，岛上居民多 数来自句容、丹徒一带是完全可能的，不过那时西沙、东沙面积不过几十平方公里，人口也不会太多，至十一世纪宋朝时期，东西两沙坍塌严重，期间在西沙西北面 水域涨出了姚刘沙，东北面水域堆积成了三沙，至元末明初，东沙已经基本坍没，西沙也所剩无几，姚刘沙南坍北涨，渐与三沙连壤。至十四世纪，姚刘沙及三沙岛 北面土地也大量坍失，面积缩小，明洪武二年（1369年）崇明降州为县后完全坍没。
而现在崇明岛是在十四世纪开始涨升起来的，早期地理位置与常熟 接近（由于水流的冲刷作用，长江三角洲沙岛往往上冲下淤，目前的崇明岛位置已经下移至南通以东），常熟等地居住着已有数百年开荒垦殖沙洲经验的沙民，而且 从东晋以来，侨居这一带的士族地主就一直利用政治特权疯狂掠夺土地，可能迫使沙民移居附近新涨沙洲。因此可以肯定，东、西沙时期和姚刘沙、三沙岛时期的居 民人数不多，而且与现在的崇明岛地理位置相差较远，不会成为当今崇明沙地移民的主体。而句容本土东连镇江，西接南京，为典型的丘陵地貌。这些习惯山地生活 的居民为什么远距离大规模迁徙崇明？而且，常熟、南通以下新涨沙洲无一例外受海潮影响，沙岛上均无淡水供人饮用，必须得依靠当地沙民，才能开荒种地，否则 将寸步难行。可见句容人（句容、丹徒）可能是第一代崇明岛（东西沙、姚刘沙、三沙）的主人，这是导致误解的一个原因，以致以讹传讹，得出错误的结论。
其 次，任何群体语言，如果没有强势干扰，生命力都很顽强。比如，客家话的源头就是东晋南下的北方话，与当地许多原住民的土话至今没有合到一起。同住海门的沙 地话和通东话经过二百多年历史的并存局面，于今犹然，并未改变。因此最早前来崇明定居的句容姓氏，如果是一个庞大的群体，那么今天的沙地话应和句容话一样 归入江淮官话体系。这也印证了崇明沙地人的主体并不是来自句容的。句容来的几个姓氏的人数不多，犹如一桶水倒进长江里，纵然飞起几朵浪花，终究改变不了江 水的本来味道和颜色，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句容来的子子孙孙，虽有家谱一类的东西证明他们的老祖宗来自句容，但他们自己早已成为新沙地人了。
至于传统习俗，除汉民族共有的外，可以肯定，沙地人的传统习俗大都类同常熟、太仓等地的吴地习俗，与句容相去甚远。是故可以肯定，沙地人源自句容说是没有可靠的历史依据的。
如果沿着长江走一走，就会发现一个现象：从常熟沿江向东走，经过太仓，便是上海的宝山，这一带方言和风俗，越是往东，与沙地人的差别越小，尤其“点心”两字的特殊含义，几乎使我茅塞顿开。
在 中国，点心有两层意思，一指糕点一类的食品，一指三顿正餐外吃少量食品充饥解饿，所以不少地方将早餐叫“早点心”。唯独常熟、太仓、宝山沿江农民和沙上人 一样，完全颠倒过来用，早点叫“早饭”，吃干饭，还要象模象样炒几个菜，一如其它地方的中饭，解放初还基本如此，现在遗风尚存；却将吃中饭叫“吃点心”， 甚至将中午时分叫作“点心快”（快接近中午）（中午叫“点向浪”，“点心跨特”意指快到中午了，司马东方注）。经过反复思量，笔者认为这与沙上人治沙垦殖 的方式有关。
原来治沙的过程比较漫长，先筑堤圩田防断海水倒灌，然后种植芦苇，开沟排水，待盐碱降低到一定程度后，方可整地种庄稼，可还不能一步 到位,因为河浜(沙上人叫沟)里的水依然卤咸不能饮用,而淡化过程往往需要好几年时间，即以张謇的同仁泰垦牧公司为例，1903年圩田13000亩，到 1935年已垦7380亩，其中能种棉花的只有3600亩。而一般中小地主或农户自己开垦的，都以原来的住地或靠近荒滩、有饮用水的地方搭建临时住房作为 “根据地”，一步一步向前推进，先“走田”（俗称走脚田），早出晚归，待解决了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才能举家搬迁。所谓“走田”，是指走上十来里 路或摆渡过江，才能在租来或买来或自己开垦的田地劳作，因中饭不能回家用餐，要求早饭必须吃得多，而多吃就得有下饭的菜，使一天劳动中的能量消耗和营养补 充尽可能在早晨多解决一点；而中午只能在田头用现成的芦苇搭个小窝，俗称“环洞舍”，吃些点心充饥。笔者小时候常看到那些走田的农民，肩挑泥箩担，一头挂 着农具，一头挂着饭箩和一陶罐茶水，中午就在环洞舍里吃点心，很晚才收工回家，除大雪纷飞的寒冬腊月和下雨天外，基本天天如此。语言产生于劳动，吃中饭自 然就叫“吃点心”了，而把早、晚餐分别叫做“吃早饭”和“吃夜饭”。因此笔者推想常熟等地的沿江农民与沙上人有内在联系，否则这些沿江农民应和生活在其它 地区的苏南人一样，将吃早饭叫吃早点或吃粥，将吃中饭叫吃饭。
太康二年 （281年），毗陵郡置暨阳县，境内南沙乡割属暨阳县。
成帝咸康七年（341年），以南沙乡建立南沙县，隶于晋陵郡。
梁大同六年（540年），南沙县地置常熟县，县治设南沙城（今福山镇），隶于信义郡。是为常熟县名之始。
“南 沙”这个地名的出现，不仅说明福山一带已形成大片沙地，而且极有可能江北狼山一带也有相应沙地出现。联系到今天海门启东不少沙上人自称“南沙”人，而称通 东一带为“北沙”人，不客气的称他们“江北”人；世居江北老土的原住民客气一点称沙上人为“南沙”人，不客气的便称“沙蛮”人。从这些民间称谓中，明显带 有当年的历史痕迹，不能视为偶然巧合。
最有意思的是今天的常熟福山和张家港市塘桥一带（即古代南沙县）的稻区居民， 多不称中饭为“点心”，而隔壁相邻的棉区正好相反，多称“点心”。这又为何？如前所述，当年南沙城，即今福山镇，原先不仅是晋陵（今常州）的郡城，还是信 义郡（今常熟、江阴、张家港、无锡一带）的郡城，东晋时的郡城相当于今天的省市一级政府所在地，可见南沙县是士族地主最集中的地方，人数相当多，他们之间 一直用晋语交流。张籍（766—830年）是苏州人，贞元进士，他在《永嘉行》一诗中这样写道：“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这里的“南人”是指 西晋永嘉之乱南徙落户江南的北方士族的后代，在五百多年后的唐后期，依然保留了晋语。他们是世族地主，不用上沙洲劳动，当然不会将中饭说成“点心”。可见 “点心”一词的应用，是区分当地世族地主及其后代与开荒佃客及其后代的标志性语言。
“元麦曾是棉区农民的主要口粮。棉农吃麦粞饭至少有数百年的历史。清乾隆年间，里人顾彬的七律诗《过李将军墓次东溆韵》中有‘寒食招魂无麦饭，黄昏吊影有磷灯’之句”。
这 里描写明清时期的生活情景和特殊方言–麦粞饭，又叫麦饭，与沙上人毫厘无差。顺便说明一下，“粞”是原粮加工后的糟糠部分，而元麦粉碎加工后都可食用， 所以“麦粞”当用“麦饎”比较贴切。“麦饎”（沙地人管麦面叫麦饎，小时候常吃的类麦是否就是元麦，尚不清楚，不过这种麦磨成面后颗粒较粗，与小麦面差异 很大，司马东方注）、“麦饭”等词可能只流通于讲吴语的棉麦地区，苏北的江淮方言和通东人都称麦饎或玉米饎为“糁儿”，而江南稻区居民只吃稻米，不知麦饎 为何物。
《徐市镇志》中还有几幅纺纱车和织布机的照片，更与沙上人使用的一模一样。可见，无论古代还是近代，海门、崇明与常熟东北部居民以及太仓北部居民原出一体，根脉相同。
常 熟县的前身是南沙县，而南沙县的根，可以上溯到东汉设置的南沙乡，尤其在东晋咸康七年（341年），将南沙乡提升为南沙侨县，至唐，“南沙”之名已沿用了 三百多年了。唐以前常熟县境内的长江口已有淤涨的沙洲，有的沙洲开荒垦殖后可以生活，因为环境十分恶劣，落户居住的自然是地主庄园内从事生产的佃客，为区 别南沙本土人，将这些为地主垦荒的佃客称为“沙上人”。虽然现在的常熟人中没有叫“沙上人”的，但并非一点影子都没有，虞山镇（今市府所长地）的虞山脚 下、尚湖湖畔至今还有一个叫“沙上村”的村庄，顾名思义，可能原来某个江中沙洲塌没后沙上人迁居于此，故名“沙上”村。尤其在太仓东北部的浮桥镇一带，今 天仍有称沙上人的，但“沙上人”三字的方言读音稍有不同，太仓人读如sǒ-lāng-nīng，可能受昆山一带方言的影响；崇明、海门沙上人读如sō- lāng-nīng，同常熟方言一样，而其它方言，总体上沙上话与太仓话更接近，由此又证明了“沙上人”称谓的源头是更古老的南沙县。
似可得出这 样的结论：沙上人源自东晋南朝时的南沙县。因为这些“沙上人”本来就是士族地主的佃客，所以“沙上人”成了贫穷、落后、地位低下的代称或蔑称。由于历史上 长期受封建文化心理的影响，常熟沿江和太仓北部一带的沙民，在历史的渐进过程中，尤其在明清时期的数百年中随着棉麦经济的迅速发展并远远超过稻麦经济，读 书做官的人明显多了起来，远比水稻区多得多，摘了落后帽，便不再称“沙上人”了。只有张家港北部和太仓的浮桥一带，成陆时间较晚，又与崇明、海门有姻亲关 系，还保留了沙上人这个称谓。因此推断，常熟、太仓、宝山和张家港等地，大凡种棉花的沙民，在历史上不仅都是南沙佃客的后裔，而且还有可能曾经以“沙上 人”作称谓。
我 是启东沙上人，在小学读书的时候就有一个问号：既然同住江北，为什么“江北人”说话和我们沙上人不一样？1964年，我利用暑假时间走进了南京图书馆古籍 部，想解决我心中积贮许久的问号，差不多翻遍了海门、崇明、通州等地方志的各种版本，大概根脉相同的缘故，觉得挺有意思，且打算以此作学年论文。可我还没 有来得及深入，甚至连论题都未确定，我们便去海安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去了。当知道闻名天下的海安角斜红旗民兵团是沙上人，又听说名声很响的东台新五大队也是沙上人时，我心里还是痒痒的。回校后正准备将原学年论文改为毕业论文，我们又去溧阳果园进行半耕半读，好不容易盼到1966年6月有一个月 时间写论文。可板凳没有坐热， 6月2号早晨，广播里传来了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文化大革命由此开始，原本打算写的毕业论文也就烟飞灰灭了。以后先在农村抡锄三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后在苏州地区师范当了一名“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人”。最后连卡片都丢到爪哇国去了，便断了写作沙上人的念头。退休以后，在苏州东山置地半亩，陋室三间，平时 种菜植树，呼鸡唤狗，过着十足的田园生活。倒是今年（2007）去儿子家过年，随便打开了启东老家和海门的政府网，看了沿革史，便激起点点涟漪，似乎“有 话要说”，后来又打开了射阳、大丰、东台、如东、海安、通州、常熟、太仓等县市的政府网以及已全部进入互联网的上海崇明地方志，里面有些观点，感觉有探讨 一番的必要，本已消去四十多年的念头又死灰复燃起来。时年六十有七，已近古稀，趁夕阳尚未西沉之机，再操拙笔，以酬多年未了夙愿。然而往事如烟，手头资料 又少，还不能去实地看看，记忆的差错、理解的片面都是不可避免的。同时还需要说明的，文中很多资料转手互联网，亦属无奈之举 。且作引玉之砖，敬祈斧正。
2009年司马东方补充修改
转载请注明：海门人博客 » 长江三角洲沙地人分布现状及迁徙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