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海门人，是件难度系数很高的事。提到海门人，似乎每个人都有一肚子话要说，但真正说起来，却又不知从何说起，正因如此，便更有说的冲动和必要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海门，故名思义为大海之门，事实上，它更与长江有着不解之缘。海门文化的形成受地理环境的影响而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海门人文化性格和文化特征的地图基本上是由长江绘就的。
从长江中长出的城市很多，却很少有海门这般艰辛。
海门地处长江入海口，滚滚长江不远万里携大量泥沙沉积于此，至唐代末年，方形成东洲和布洲两沙，史称东布洲。五代后周显德五年（公元958年）始置海门县。然而年轻的海门却并未因设县而趋向平静，相反却频遭水患的侵袭。翻开县志，先祖们与长江的抗争可谓惨烈。明朝洪武年间（公元1376年），海门已有4万余人，然而仅过16年，“大风海溢，破堤，溺死3万余人。”次年，又“江潮大作，死人几半。”明中叶以后，江海为患更甚，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溺死千余人。”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又“溺死万余人，漂没官居民舍不计其数。”此时的海门“破船偏遇迎头浪”，又遭倭寇入侵，“倭寇80余船突至，劫掠5天。”在潮灾和倭寇的双重侵扰下，至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海门人口仅存2000余人，被“裁县为乡。”如果把成陆几百年间海门人口的起落勾画成一个曲线，相信那是相当具有冲击力的。令我们无法想象的是，从四甲坝、六甲坝这些地名来看，如今海门的内陆之地竟是当年与江潮抗争的最前线。清乾隆年间，为防海门江堤坍淹，海门人挖土堆山，因相信“狮子定能驯服水妖，”就取名“狮山”（后改名为“师山”）。一马平川的海门，有这承载美好祈愿的小小土山，却也不显突兀。
经过大风大雨、大浪大潮的洗礼，先祖们深知脚下这片土地来之不易，深知有几分劳动才会有几分收获，有收获才能吃饱肚皮，才能生存发展，道理就是这样简单明了。因此，海门人无论什么身份、什么职业都始终洋溢着一种勤劳勇敢、愈挫愈勇、不服输、不示弱的精神。就算是种地，海门人也能种出自己的品质和风格来。海门自古少耕地，然而海门人却能通过自己的精耕细作、精打细算，把“一亩三分地”调理得五谷丰登，把庭院修整得瓜棚遮天，把田间地头充分利用，且善于花小钱办大事，一年四季倒也吃穿不愁，小日子过得滋润又红火，这在全国也是不多见的。
清代中叶以后，资本主义萌芽在江南出现，江南作为东西方文化接触的前沿地带，工商业发展很快。此时，由于长江的阻隔和信息的闭塞，身处长江北侧新大陆上的那群海门人，还无法听到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脚步声。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举足轻重的海门人出场了，这个人就是张謇。
张謇如果只是作为一名状元，那也不过在中国浩如烟海的知识分子中平添一人，并不能吸引人们多少的目光。张謇如果只是作为一个实业家，估计也只能独领风骚于一隅。但张謇并没有像一般士大夫那样去追求高官厚禄，毅然从士大夫行列中游离出来，走上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之路，成为名符其实的“状元实业家”，这便无可争议地成为所有海门人的偶象，在偶像普遍缺失的年代里，海门人能拥有这样独一无二的偶像，无疑是幸运的。如果没有张謇，海门的历史或许就要重写。事实上张謇对海门人的人文性格和精神特质的形成也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孔子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仁者静，智者动。”从张謇身上，我们都明显地看到海门人多水性、少山性的性格特点，表现为多流动性少稳定性，多开放性少封闭性，近代的海门人已不满足于一亩三分地的耕耘，把探索的触角伸向了上海。
这里不得不提的一个地方，那就是青龙港，它曾经是海门最热闹的地方，也是海门人跨过长江最重要的节点，青龙港的汽笛吹响了海门从沙洲时代走向了轮船时代的号角。若干年前，青龙港之于海门不亚于今日虹桥机场或浦东机场之于上海。因海门的区位特点和资源特点，各种货物要从熙熙攘攘的青龙港进出,各种文化也会在这里驻足，从而使海门人的文化性格变得复杂起来，其中最值得研究的莫过于海门人和上海人的关系，这是一个颇有意思的话题。
对于开放之初的海门，上海像一个巨大的磁场，许多海门人从青龙港乘船至上海，因语言相近，被称为“小苏北”的海门人很快融入大上海，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后来就定居上海，成了现今海门人的上海亲戚。
海门人走进大上海，意味着海门人走了一个开放开化的新世界。最新融入上海的海门人架起了一座复式的交流桥梁，他们带回上海最前沿、最时尚的信息，带回了上海的新技术、新生活、新思想、新观念，甚至新名词，带回上海牌手表、永久牌自行车和蝴蝶牌缝纫机，海门人生活中差不多每一点小小的改善都与上海有关。更重要的是，他们带着更多的海门人来到上海，海门人和上海人的交往一下子变得频繁起来。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的海门人，既有北方人的包容大度，又有南方人的精明能干，在大上海以变应变，因势而为，可谓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海门与上海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化相近，无数海门人又是从上海走向全国、走向全球、走向成功的，但如果就此而认为海门人像上海人，那海门人却是万万不答应的。海门人一方面在购物、求学时向往投入大上海的怀抱，而另一方面却又极力否认自己像上海人，上海人看不起“苏北赤佬”海门人，而海门人恰恰更看不起自视过高的“阿拉”上海人，这真是没有道理的道理。
海门人对上海人的偏见，可以说是长期性的和普遍性的。说到上海人，几乎每个海门人都储备有几个关于上海人的小笑话。近年来，海门人与上海人的关系发生着微妙的变化，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海门人到上海的频率越来越高，相反，海门的上海亲戚们回海门的次数却越来越少了，其间的缘由真是难以说清，但估计问题大致出在那些上海亲戚们身上。
海门因江而生，因江而忧，因江而荣，正如水的灵动和无形，海门人的性格其实也是很复杂的，可贵的是海门人能博采众长，广泛吸收各种先进文明，为我所用。海门人爱干净，说一个人穿得整洁大方，喜欢用“山青水绿”来形容；海门人爱美食，家家户户“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海门特产红烧山羊肉复杂而精细的做法可见一斑；海门人爱面子，颇讲究“台面文化”，喜欢说有空“来白相”，有空“碰个头、吃个饭”，但这或许只是一句随意的寒喧而已，是当不了真的。但一旦兑现了诺言，海门人即使准备了“四盆八碗”，却还会一个劲的说“呒得啥吃咯”；海门人厚道，却往往又给自己留下回旋的余地；海门人率直，但与大大咧咧的东北人相比，这种率直又带有一丝技巧，直肠子又加点小弯弯；海门人热情，对朋友既不像北方人一个劲地“有事您说话”，一味哥们义气，更不像上海人那样“关阿拉啥事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海门人机灵，有极强的察颜观色、随机应变能力，“眼风手势”好，什么地方都能生活得很好，什么事情都吃不了亏。古人评价宋代柳永词传播之广说：“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套用这句话，可以说：凡有井水饮处，即有海门人。
当然，海门人身上除了具有诸多令人称道的闪光点，也毫不例外地存在着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海门人在很大范围里都具有一种“小农思想”和“中游思想”，如做事目光短浅、怕担风险，遇事随遇而安、长于应付，处世捕风捉影、谨小慎微等等。或许因为头脑过于灵光的缘故，海门人什么事都能干，但什么事都干不长，当然什么事也不易干出多大的名堂，往往不能笑到最后，成不了最后的胜利者。海门人生意做不大，官做不大，海门没有扬名全国的大企业，没有响当当的知名品牌就是一个例证。有人说海门人的这些不足，与生于长江之畔频遭水患的游民心理有关，这个说法虽不见得能站住脚，却也颇有几分道理。海门人是与时俱进的，从陆域时代走向轮船时代、汽渡时代，海门人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已有了根本性的改观。那么，海门人又会以什么样的姿态和形象从汽渡时代走向大桥时代、铁路时代乃至轻轨时代呢？这就不是这篇小文可以解读的了。